编者按：自从我国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方针确定以来，“扛校企合作大旗，走工学结合之路”就成了广大职业院校的一种必然选择。在收获校企合作带来的“双赢”的同时，很多学校也发现了在和企业合作的具体对接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校企合作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喊得响落不实的口号。那么，校企合作究竟应该怎么“合”？面对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原因在哪儿？又该如何解决？3月18日，中国教育报职成部邀请了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建平、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夏昌祥和北京CBD教育集团总经理周海涛等人就这些话题展开座谈。

  ■本报记者 李丹/文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打“地方牌”与企业紧密合作

  职业院校经过这么多年跟企业的合作，可以说充分发挥了其能动性和创造性，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方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有些方法能给学校和企业带来“双赢”的效益，而有些方法则使校企双方都“误了终身”。那么，校企究竟应该怎么“合”，才能达到前者那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对此，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建平和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夏昌祥谈了各自的看法。

  徐建平认为，既然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建在地方，甚至其本身就是由地方来投资建设的，那么学校在考虑“合”的方法时，就必须要突出地方特色，紧密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一所学校的发展、一家企业的发展，跟地方政府对这个学校和企业的重视程度、对学校跟产业结合的认识程度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学校在确定办学思路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地方性。”徐建平介绍说，“地方性、市场化、技能型、开放式这十二个字就是我们学校办学的基本方针。因此，学校与芜湖市的开发区同步建设、同步发展。目前已与国家级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展了校企合作办学。”

  在指导思想上，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又主张融入式校企合作模式，教学上必须要与开发区的企业合作，这些企业不仅参与学校的课程建设，包括教学方案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在学校里面建设实训室等，还参与学校的管理，把企业的文化尽早地融入学校。

  “我们学校目前共有47个班级，涉及到汽车、数控、模具、电器、自动化、市场营销、机械制造等专业，全都是冠名班，这些冠名的企业都在参与学校的教学。比如，‘奇瑞汽车班’的班主任就是奇瑞公司派来的，他们不仅要求学生统一服装、统一教室、统一宿舍，还在学校设置了一个黑板报，上面都是奇瑞公司的文化和信息。”徐建平说，打“地方牌”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是学校能够受到地方政府重视，从而便于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二是与之合作的企业都是当地政府重点扶持的优秀企业，便于学校教学和学生就业。

  之所以会产生这两个好处，徐建平认为，一个地方要发展，其当地政府肯定就会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会扶持一批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助力的企业，职业院校如果能为这些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就能够吸引当地政府的目光，从而也被重点扶持起来。而且，这些被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大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成长型的企业，它们都有一整套很好的企业发展和人才规划的思路，并且有内在的动力去积极落实这套思路。所以，跟这些企业合作、借它们的力，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肯定会有很大提升，同时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很容易迎刃而解。

  “除此以外，我还觉得在校企合作的具体过程中，学校一定要树立以企业为中心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从学校领导层到教师和学生都能始终很好地贯彻落实，那么校企合作就一定能成功。”徐建平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企业是以利润为中心的，所以它的需求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而学校又有自己的教学规律，像每学期的课程和考试安排等，都是按照教学计划一步一步进行的。因此，要协调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学校适时转变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也就是说，只要是企业的需要，我们就要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当然，特殊处理不是随意处理，这个调整必须经过教学管理部门的同意、备案。”徐建平就此举了个例子，该校在与蒙牛乳业集团的合作过程中，针对该集团的状况对课程进行了适时的调整，比如，把学生顶岗实习的时间从3月份调整到了奶业的黄金期5月份，同时，把课堂教学调整到暑假，还有些课程就由教师出一些重点、难点，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到企业去，通过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针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讲解，再写成论文，等等。

  “我们学校在定位时也是考虑到‘云南是冶金王国’这个地方特色，才确立了‘立足冶金、服务云南、面向西部、辐射东盟’的办学定位。”对于徐建平的观点，夏昌祥非常认同。他介绍说，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设定了“大冶金”的概念，在全校63个专业中，不仅设有冶金技术专业，还设有与之相关的环保、物流等冶金企业所需的经济、管理、营销等各大类的各个专业，着力培养冶金矿业这个当地支柱产业急需的人才。此外，他们还利用云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开发东盟国家，现在已经和十几个东盟国家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办学。

  “所以，我们与企业合作起来非常容易，有上万名来自云南有色冶金企业的中层干部来我校学习，之后我们再把那些当老总的校友的企业拉进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校企合作基础。”作为有着15年企业领导经验的夏昌祥，在如何具体与企业合作的问题上，看法更为直接，“要把高职院校当作企业来经营。”

  在夏昌祥这种校企合作理念的指引下，学校培养出的毕业生就业自然不成问题。据统计，连续10年，云南有色冶金的主要领导都是昆明冶专毕业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云南超过百亿元的大冶金集团，如云铜集团、云锡集团等，其中至少有两三个副总以上的领导和大量的中层干部都是从该校毕业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昆钢集团下属的大洪山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其董事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等全都是昆明冶专的毕业生。

  “这说明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管是哪个专业毕业的，都是比较适合企业发展和需要的。”夏昌祥自豪地说。

  合作中的“隙”，问题出在哪儿

　　学校和企业直接对接开展校企合作，固然是很好的模式，但是很多行业本身没有上规模，受成本制约，其技术和人员都难以直接渗透到学校，而学校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所以，这就意味着校企合作对接的中间需要建立一个平台。

  “说起校企合作的模式，计算机类专业颇具代表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专业方向与岗位需求定位不好把握的专业，所以各类高校计算机类专业课程设置与IT企业实际人才需求之间往往有明显差距，而我们在校企合作的实践中也经常会看到学校和企业‘两头急’现象：高职计算机系急的是，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好就业；而大量IT企业急的是，面对一大批毕业于计算机专业的应聘者，真正具备实践技能与动手能力的IT人才却寥寥无几。于是，很多IT公司，特别是服务外包企业为了顺应企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强烈需求，只好斥巨资自己开办培训部。”北京CBD教育集团总经理周海涛说。

  “这个‘两头不衔接，双方都着急’的例子，就是校企合作中对接错位的一个缩影。”座谈会上，周海涛进一步分析道，校企合作既然牵扯到学校和企业的对接，那么在对接的某些环节中就难免会产生“缝隙”，甚至会出现双方对接不上的情况。而这个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重视。

  “目前我们感到最难的，就是很难跟企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许多企业虽然愿意与学校合作，比如，在兼职教师、课程体系的改革、具体课程开发等方面，企业都愿意根据自己目前的工艺、管理、前沿的需要，给学校提建议、提想法，但是要企业深入地跟学校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它就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学校这边也有自己的难处，传统的管理体系已经形成了这么多年，有了自己的育人规律，再加上目前学校专业多、合作企业多、企业个性化要求多，要想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方面做一个大的改革，不仅增加了学校的管理成本，还加大了工作量，学校也有点力不从心。”对此，徐建平深有感触。

  徐建平认为，由于学校对各个专业的要求不是一把尺子，各个专业都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去跟相应的企业合作，这就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教学计划。但是，学校现在还没有这个整体计划，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感觉不是十分成熟，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解决校企对接中出现的问题。

  “的确，我国有招聘需求的企业与高职院校的数量同样众多，企业与院校一对一的合作模式显然难以大面积复制。我们跟学校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在校企合作的对接过程中，很多高职院校其实是有困难的，比如，学校不接近行业或者校长本身就离产业特别远。就拿IT业来讲，像计算机这种对产业环境依赖相对较强的专业，校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院校周边的IT产业环境。而现实是除了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的高职院校以外，更多中小城市的高职院校并不接近包括新技术、项目经理、新案例及实训环境在内的行业资源，因此要与企业开展直接的校企合作相当困难。”周海涛说。

  “现在IT业的发展跟冶金其实很像，都分得很细，像软件里边有软件开发、软件测试、软件外包以及管理与销售等岗位。这就使校企合作具备了条件，每一个领域里各个岗位的需求，就是校企合作的专业方向。但问题在于学校还没有跟上企业的进步，比如，学校的教师虽然对企业的变化、方向等都有一定了解，但是计算机行业发展得很快，他不可能全部掌握。”夏昌祥也觉得，有必要在校企对接的中间环节架起一座“桥梁”。

  如何填补校企对接中的“缝隙”

  既然校企合作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缝隙”，那么通过何种手段来填补这个“缝隙”便成了很多职业院校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徐建平、夏昌祥、周海涛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平台的设想。那么，这种设想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谁来做？又怎么做？请听他们的声音。

  “目前，我们学校设有一个校企联合办公室主任，主要解决校企对接中的问题。但是效果如之前所说，不太理想。能不能按照市场化运作，并且由政府补贴来做这个事情？”徐建平认为，这个平台如果由行业做、政府做，企业和学校都会很认可。所以，哪怕做的不是很深，只要是学校做到什么程度，政府就给予什么样的补贴，效果就会理想很多。

  “事实上国家已经有类似的试点，像商务部在2006年实施的扶持服务外包行业人才培养的‘千百十工程’，就是享受该项政策的软件企业每招聘一名经过培训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商务部将给予这家企业和相应的培训机构5000元的补贴。其实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来支持这种平台，它很好地推动了服务外包产业与院校及培训机构的校企合作。但是，这类项目的受益面毕竟太小。所以，我们近几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种模式，力争让校企合作模式的受益面更广。”周海涛介绍说，他们现在就在探索做一个校企合作的中间平台，把一批企业的需求和一批高职院校对接起来，更好地服务于更多的学校和企业。

  谈到探索这种模式的初衷，周海涛说：“我们之前是专门从事‘大学后’教育的培训机构，主要针对高校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生开展就业培训。这类培训业务从20世纪80年代末做起，到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面向大专和高职生的第六学期、本科生的第八学期，针对学生从基础到企业招聘需求之间的这一段差距开展培训。但是，后来我们意识到，如果仅仅针对企业眼前直接的招聘需要，以及高校当年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做这种短期应急式的培训固然能解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企业暂时的招聘需求。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培训的受益面相对非常窄，更多不能参加培训的学生仍然学非所用，缺乏就业竞争力。第二，培训的时间比较短，参加培训的学生还是难以提升系统的专业技能，工作潜力受局限，而且参加培训的成本太高。第三，这种游离于高校教学体系之外的培训模式对于从根本上改变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机制发挥不了作用，高校IT专业人才的培养依然脱离行业需求。所以，我们就探索出了这种被称之为‘全过程参与、以教育部新课改为依托的特色专业’校企合作模式，并最终推出‘全国院校专业改革推广工程’，以校企合作的方式服务于院校专业改革。”